鳩摩羅什之前最重要的佛經翻譯者
竺法護(229年—306年)，我國西晉時期著名僧人、佛教翻譯家。法護一生的主要任務是翻譯佛經、宣揚佛理，其事跡相對簡單，生平相關記載很不具體(主要見于《出三藏記集？竺法護傳》)；而如果按照某年譯某經來排比時間，似乎又不合本文的表達需要，所以，我們僅介紹法護的三個活動中心。
法護本月支人，或出生于西域，八歲出家，早年在敦煌生活過較長時間�！队浖份d法護“世居敦煌”，即世代居住于敦煌；如果這樣的話，那法護就是敦煌人了。這點目前尚有爭議，但無論如何，敦煌都是法護早期生活的重要據點。西晉初年的敦煌，尚未興起造像之風，法護應該主要是在宣揚佛教教義而已。
法護在長安生活了較長時間，有大量譯經產生�！队浖份d，法護見京師洛陽一帶佛寺圖像富麗，可相關佛理的典籍卻沒有幾本，所以他慨然發(fā)奮，“隨師至西域，游歷諸國”，通曉西域三十六種語言。返回時，他攜帶了大量梵文佛典(即“胡本”)，“自敦煌至長安，沿路傳譯，寫以晉文”，從敦煌到長安的漫長距離，法護邊走邊逗留，同時也不廢譯經，翻譯了大量佛教典籍，“凡一百四十九部”。
另外，晉武帝末年，法護還在長安青門外立敦煌寺修行，僧俗從學者近千人。可以確定，長安是法護譯經的核心地。從此之后，中國佛教不僅寺廟興盛，而且佛理宣傳也空前加速。
西晉都城洛陽也可能是法護譯經的重要場所�！队浖份d：“太康十年四月八日，白馬寺中，聶道真對筆受，勸助劉元謀、傅公信、侯彥長等�！奔丛诎遵R寺譯經。白馬寺是佛教東進中原時的關鍵地點，法護及其助手在此譯經，應該合乎情理。另有法護“于洛陽城西白馬寺中”翻譯的記載。此外，我們也有疑惑：既然法護于晉武帝末年，在長安青門外立敦煌寺修行，那為什么同一時間還在“洛陽城西白馬寺”中翻譯佛經呢？太康十年(289年)就是晉武帝末年。我們懷疑，長安青門外敦煌寺，或許可能也稱白馬寺；佛典記錄時，將洛陽白馬寺與長安敦煌寺混為一談了。
法護譯經量極大(目前統(tǒng)計數據不一)，有人甚至稱他為譯經“冠軍”，至少在鳩摩羅什之前，譯經最多、影響最大的學僧，非法護莫屬。這對于當時缺少佛理支撐的中土佛教來說，可謂是一場及時雨，因而產生了巨大影響，《出三藏記集》的作者僧祐稱贊道：“(佛教)所以廣流中華者，護之力也�！苯o予高度評價。
就翻譯而言，法護主要以直譯為主，盡可能傳達原本真意，這為后來鳩摩羅什的“新譯”鋪平了道路。法護之前，佛經翻譯多是抽取其中某篇，有時也隨便刪略，導致佛經義理零散，甚至斷章取義。法護翻譯全本，忠于原本，“事不加飾”，對于佛理初傳的時代，這是恰好需要而有積極意義的。當然，這樣的“直譯”，也存在著文辭質樸甚至簡陋的不足，給人以“辭質勝文”的感覺；而這也剛好留出了羅什以“新譯”的方式進行潤色、升華的空間�？梢哉f，佛教中國化的過程，也是法護、羅什等學僧不斷接力、深化的過程。
在翻譯中，法護還吸納了眾多的胡、漢僧俗做助手，執(zhí)筆校錄，整理刪改，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翻譯人才。其中聶承遠、聶道真父子，竺法首、諫士倫、孫伯虎、虞世雅、竺法乘等，給法護幫助尤多，為后人所贊美。后來，他們繼承法護之業(yè)，對佛教傳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，如聶道真就獨自翻譯了一些佛經篇目，竺法乘也成為法護最有名的弟子，在江南頗有影響。
佛教東傳是中國中古社會發(fā)展進程中的一件大事。佛教義理對于中國士大夫的思想、性格、人生選擇都產生了重大影響，擴展所及，其眼界、文藻都為之一變，甚至可以說，自先秦以來的“天下”觀念，都因此而擴展和豐富了許多。不僅于此。伴隨著佛教東傳，新的雕塑、繪畫、音樂、美術，以及物產、珍寶、工藝甚至科技，一起涌入中國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思想和物質世界，對于汪洋恣肆、鴻博精深的中華文化的形成，具有重要的塑型助力作用。
文化的演進，必須要有新質元素注入，才能夠不斷地熔鑄出新。中華文化的一個顯著優(yōu)點就是海納百川、有容乃大，只要是先進的或者有益的文化元素，她都能夠有效地、以我為主地包容、吸納和改造，進而成為助推前進的新動力，佛教及其附帶因子的加入，正是如此。假如中古時期的中國社會關門封閉，沒有新質元素注入，那此后恢弘壯觀的盛唐氣象就基本不可能出現，因為盛唐氣象中有著太多胡漢融合的優(yōu)秀范例(可參向達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》、葛承雍《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》)。(執(zhí)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